从财政部到商务部的表态，都印证了出口退税被多个政府部门当作政府实现众多目标的有效工具。然而，这样的重任，委实超出了出口退税政策的能力。

　　从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可见，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显性目标；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则是通过该政策可以间接达到的隐性目标。从实际操作的结果看，退税政策不一定能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反而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彼此制约。

　　从显性目标看，产业优化与汇率调整分别涉及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两个方向，本身就存在矛盾。针对中国出口顺差对国外造成的“压力”，国外的矛头直指中国出口的贸易总量。

　　而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则恰恰相反，对缩小贸易顺差甚至南辕北辙：此次出口退税税率降低的部分多为原材料、钢铁等这些国内本身就紧缺的资源，对出口非主导产品的退税缩减并不能起到经济调节的作用；而提高退税税率的产品主要是重型机械、高科技产品，随着国外资本的介入，这些产品的增长已经很快，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可能进一步刺激这些产品出口增加，此消彼涨，难以缩小贸易顺差。

　　从隐性目标看，在中国面临外汇储备即将突破万亿美元的压力下，意在通过减少出口退税率抑制贸易顺差，以释放外汇储备压力。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民币投放量减少，货币政策呈现紧缩的态势。在贸易乘数和税收乘数的双重压力下，拉动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已显现疲态。而为了维持国民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内需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其后果就是投资性需求增加的压力陡增，这又与目前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打压房地产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产生矛盾。

　　多重目标集于一身，抵消了出口退税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要重新定位出口退税政策，让出口退税政策还原其本来面目，将出口退税政策从财政政策中分离出来，实行“中性”出口政策。不要再把出口退税当作“奖出限入”或者是“奖此限彼”的临时行政措施，时常进行调整，导致巨大的政策风险，而离国际商品竞争的起点公平越来越远。

　　这样，才能够消除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对财政收入数据的“粉饰”和出口退税支出对财政支出安排的影响。此举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财政预算的硬约束，有助于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弱化盲目出口倾向；另一方面，基于公平竞争理念之上的出口与税收政策才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基石，才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坚强后盾。否则，行政时时干预，市场左右为难，也无法实现中国企业与经济的长远发展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