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新闻让我想到，去年10月28日，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指出，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在我看来，黄峻委员和林大庆教授的观点如出一辙：抽烟就应该征税而贵得让他抽不起，香烟更贵了，抽的人自然会少了。他们的禁烟主张，实际患上了“税收依赖症”，恐怕于事无补。

　　不错，税收对引导人们的消费取向具有天然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万能，烟瘾是刚性的，吸烟者对烟草具有相当的依赖性，税收对这种依赖性的剥离作用相当有限。向卷烟生产和经营单位征收吸烟有害健康费，烟价或许会提高，吸烟成本将增加，这只能加重消费者的负担，不可能降低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而减少烟民，无论如何征税，戒不了的烟民该买还得买、要抽还得抽。市场上的高价烟难道还少吗？高价烟卖得比普通烟还抢手，再增加这千分之一的烟草附加税，恐怕对控制香烟也于事无补。

　　目前，国家对香烟本来征的就是重税，现在的烟草税并不低，香烟价格中大部分都是用来交税。从烟价节节攀升、高价烟很有市场，而烟民数量不断增加来看，提高烟价和税率来实现控烟都不现实，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且不说烟草走私获利的空间被拉大，烟草走私猖獗，税收流失严重(有数据显示，每年最少在150亿元以上)，单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培养税源，一些媒体为了增加收入而言，他们也会因为获利空间更大而全然不顾烟草行业的破坏性，违规违法默认乃至纵容烟草行业进行广告或变相的广告宣传，给公众的消费观念形成严重误导。我国禁烟为何禁不下去，我们的烟民数量在一片禁烟声中何以以每年300万的速度增长，主要原因大概正在于此。

　　其实，我们控烟缺的不是税收政策，而是监督执行力度和宣传力度，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怕减少税收而不敢不愿真正禁烟，因而无限夸大“税收控烟”的作用，一方面表明自己在禁烟方面“有所作用”，另一方面寻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事实上，烟草税增速快暗含高昂的社会成本。有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从整个烟草行业收取的烟草税是2400个亿，可是我国因吸烟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竟高达2500亿，两者相抵，烟草于整个国民经济乃弊大于利。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而且不包括由吸烟造成的其他损失(如火灾等)的费用。

　　因此，我们不应该迷信“税收控烟”的作用。为达到控烟目的，需要有强有力的、良好监督的综合性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禁止所有烟草促销，禁止烟草企业增加生产、扩大销售；加大禁烟公共教育的投入；像英法等国那样重金培训“烟警”，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烟草税收要用于宣传抽烟危害和对烟民的疾病治疗；逐步停止烟草种植等等。而不是患上“税收依赖症”，一提到控制烟民，就想到了征税和涨价。面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隐忧，我们必然要在“健康”与“税收”面前作出明智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