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国税总局官员表态说原则上支持取消，一边是坊间高涨的反对征收之民意，诡异的是这个紧盯老百姓存款账户的“利息税”依然毫无退休的架势。任何税制改革在终场前，我们往往会礼节性地一分为二论功过，很遗憾，回顾这八年来“利息税”的任劳任怨，似乎“有苦劳”而“无功劳”（至少是无太大的功劳）：一是控制储蓄率增长的目标未落地、扩大内需的作用更不明显。开征利息税以来，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一年1万多亿元地增加，储蓄率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居民消费率却从1997年的47.5％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二是所谓调节贫富差距的理想被现实归谬。“一刀切”的税率不仅未能抵达二次分配中的公平旨归，反而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因为存款储蓄是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唯一投资选择，“利息税”事实上变成了穷人的税，而这部分税收支付很可能是他们的“柴米油盐”。

　　熊彼特有句名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谁都知道马克思“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的经典论断，但是这个“利息税”真的是中国财政的重要氧气吗？有新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入库37636亿元，储蓄利息税459亿元，占比不到1.2％。财政少吃一口肉，中低收入阶层就收获一头牛。何况，国家财政已不再“困难”，考虑到税收的宗旨之一就是进行二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税收数额的极大化并非征税的唯一目的”，那么，把这块“小蛋糕”尽早还给纳税人，也是顺应“藏富于民”的世界经济的人文理想。此外，炒股等投资行为既然是零利率，为什么银行存款储蓄要收“利息税”呢？这本身就有悖经济伦理。

　　我们越来越发现：利息税在解决基尼系数上的力道是有限的，最稳妥的制度选择是要依赖国家财政在社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品上的温情关注。取消利息税还需“热议”多久？我们迫切需要给那些已然失去投资机会的普通市民一个公正的答案。当年在利息税开征时来不及表达的声音，在最后的利益博弈中应该话语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