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个税起征点正式调整到2000元。两年之内的两次调整，引发了各界的争论：个税的下一步该是什么？对此，多名人大常委建议，全国人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授权国务院适时调整，避免频繁修改法律。（《第一财经日报》1月7日）

面对个税频繁修法的现实，把个税调整权经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的“建议”似乎颇有市场。坦率地说，笔者并不认为这种“授权”是恰当的。一言以蔽之，税收法定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动摇。

我们当然理解这种“授权”的苦心和善意，但问题在于，国务院终究只是行政部门，而个税调整涉及立法权与法律变更，由国务院操作此事，实在有悖法律之严肃。即使国务院的权限仅限于“起征点”这一制度细部，但因其本就是个税法的核心环节，对它的任何变动对个税法来说仍然是触筋动骨的。

诚然，个税法中确有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这或许可为全国人大的“授权”提供法律依据。但必须明确的是，此一“授权”的意旨是国务院在遵循个税法各项条款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政策方案，亦即行政权仅作为立法权的延伸而存在。而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适时调整个税，实质上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占，不仅在个税法上找不到依据，更有违立法法。

如果说国务院有权调整个税，那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个税法的条款本身是模糊而富于弹性的——比如在起征点上不给出一个具体数字，只划定一个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当然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个税。但现在的问题是，个税法的相关规定具体而详细，2000元的起征点已成刚性，倘若全国人大再“授权”国务院调整权，难免法律与现实政策脱节，于二者都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上的压力。

显而易见，个税法之所以频繁修法，以至引发稳定性危机，全在于法律本身具有“刻舟求剑”的味道。法律理应奠基于现实情境固然不错，但形势的发展日新月异，一种前瞻性的法律观更是不可或缺的理念。正如有论者所言，个税必须有一个“提前量”，只有如此，才能为个税法的稳定积累足够的时间保证，也才能为未来的法律变更留下足够的转圜余地。否则，个税法将很难跳出目前朝令夕改的修法困局。

是让个税法永远被动地被形势牵着鼻子走，还是让个税法超脱出“形势本位”的掣肘，获得主动性，业已勿庸争辩。在此，笔者认为即便目前个税修法之频繁已引发争议，但它仍然需要一次修法以最大程度地毕其功于一役：要么在现实与未来统筹兼顾的基础上，个税法恰切地给定一个“提前量”；要么改变目前个税起征点的数字化存在，使其获得一定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在法律上赋予国务院调整权。想比之下，显然后者更优于前者，很简单，只有它才能让个税法获得坚如磐石的稳定性，自然，我们也更倾向于看到，如果未来个税法再行修改，能采用这种思路。